第十七章 性健康
无论一个人的性征、社会性别或性倾向如何，性健康都对其身心健康有深远影响。然而，对性征、社会性别和性倾向的污名化影响了个人实践其性存在（sexuality）和接受适当性健康护理的机会。具体而言，在大多数社会中，顺性别与异性恋本位主义使得人们默认所有人都是顺性别和异性恋者（Bauer et al., 2009），且这一组合被认为优于其他所有性别和性倾向（Nieder, Güldenring et al., 2020; Rider, Vencill et al., 2019）。顺性别–异性恋本位主义忽视了性别、性倾向和性存在的复杂性，无视了身份的多样性和流动性。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TGD）人群具有极为多元的性别认同、性倾向和性行为（Galupo et al., 2016; Jessen et al., 2021; Thurston & Allan, 2018; T'Sjoen et al., 2020）。同时，在各个文化中都普遍存在一种有性恋本位主义（allonormativity）倾向，即认为所有人都会经历性吸引或对性行为感兴趣，这忽视了 TGD 人群的多样化体验，尤其忽视了认为自己属于无性恋谱系的人（McInroy et al., 2021; Mollet, 2021; Rothblum et al., 2020）。
世界卫生组织曾强调，性健康基于对所有人性权利的尊重，包括展现多元性存在的权利，受到尊重、安全待遇的权利，以及不受歧视和暴力的权利（WHO, 2010）。性健康所讨论的议题关注身体自主权，其包括性同意、性愉悦、性满足、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Cornwall & Jolly, 2006; Lindley et al., 2021）。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将性健康定义为 “与性有关的身体、情感、心理和社会健康状态；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功能障碍或虚弱。实现性健康需要对性行为和性关系采取积极和尊重的态度，并有可能在没有胁迫、歧视和暴力的情况下获得愉快和安全的性体验。为了获得和维持性健康，所有人的性权利都必须得到尊重、保护和实现”（WHO, 2006, p. 5）。 这涵盖了属于无性恋谱系的人，这些人可能感受不到他人的性吸引，但可能选择在某些时候发生性行为（如通过自我刺激）和 / 或想与他人建立浪漫关系（de Oliveira et al., 2021）。
近年来，学术界对 TGD 群体的性体验和行为的关注逐渐增加（Gieles et al., 2022; Holmberg et al., 2019; Klein & Gorzalka, 2009; Kloer et al., 2021; Mattawanon et al., 2021; Stephenson et al., 2017; Tirapegui et al., 2020; Thurston & Allan, 2018）。这些研究的扩展反映了一种性积极的框架（sex-positive framework）（Harden, 2014）。该框架既认识到积极的方面，如性愉悦（Laan et al., 2021），也认识到与之相关的潜在风险（Goldhammer et al., 2022; Mujugira et al., 2021）。然而，针对 TGD 人群性存在的研究往往缺乏经过验证的度量方法、适当的对照组或前瞻性的设计（Holmberg et al., 2019）。此外，大多数研究仅关注性功能（Kennis et al., 2022），忽略了性满足感和性满意度以及在性功能之上的更广泛的性愉悦运作过程。TGD 相关医疗对性行为具有多样化的影响（Özer et al., 2022; T'Sjoen et al., 2020），且目前对 TGD 青少年性存在的研究很少（Bungener et al., 2017; Maheux et al., 2021; Ristori et al., 2021; Stübler & Becker-Hebly, 2019; Warwick et al., 2022）。虽然对于 TGD 个体所经历的性困扰提出了性积极的咨询和治疗方法（Fielding, 2021; Jacobson et al., 2019; Richards, 2021），但目前对于这些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研究不足。专注于促进性健康的世界性健康协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Sexual Health, WAS）重视性愉悦，同时认为性自主、性同意、安全、隐私、自信心以及就性关系进行交流和协商的能力是实现性愉悦的主要因素（Kismödi et al., 2017）。WAS 强调性愉悦是性权利和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Kismödi et al., 2017）。为了促进 TGD 人士的性健康，医务人员需要具备与跨性别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敏感度（Nieder, Güldenring et al., 2020）。为向 TGD 人士提供合乎伦理、循证、高质量的性健康医疗保健，医务人员须提供与顺性别人群同等的照护（即拥有跨性别相关专业知识），同等的尊重态度（即对跨性别相关事宜保持敏感），并同样重视性愉悦和性满足感（Holmberg et al., 2019）。
在许多社会环境下，非常规的性别表达会引发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人们的强烈情绪反应。因此，在开始医疗相关的接触或建立治疗关系时，医务人员应当反思对来访者的情感、认知和交互中的反应，以确保以非评判、开放和热情的方式进行接触（Nieder, Güldenring et al., 2020）。此外，跨性别相关专业知识包括识别交叉性身份、边缘化经历和污名化经历对 TGD 人士自我（self）的影响（Rider, Vencill et al., 2019）。为了充分应对 TGD 人士特殊的身体、心理和社会情况，医务人员必须认识到，由于顺性别–异性恋本位主义的影响以及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缺乏，这些问题常常受忽视（Rees et al., 2021）。此外，应当重视性存在方面的文化规范。例如，一些非洲文化认为性是一种禁忌，这限制了询问其性经历时可以使用的可接受术语数量（Netshandama et al., 2017）。使用尊重其文化的措辞有助于来访者坦率说明自己的性经历，并减少表达含混与耻感（Duby et al., 2016）。此外，医务人员必须敏锐地考虑到历史因素：性方面的身份和性倾向曾经（错误地）被用于门控把关（gatekeeping），从而阻碍跨性别人士获得性别肯定照护（Nieder & Richter-Appelt, 2011; Richards et al., 2014）。以下建议旨在改善针对 TGD 人群的性保健。
本章中的所有建议声明，都基于对证据的全面审查，对益处和危害的评估，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的价值观和偏好，以及资源的消耗和可行性。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承认证据有限且 / 或服务可能无法获得，或并不理想。
建议声明
17.1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学习与其照护工作相关的性健康问题的知识和技能。
17.2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探讨性别肯定治疗对性功能、性愉悦和性满足感的影响。
17.3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在情况适宜时，允许将其伴侣囊括进性相关照护中。
17.4 我们建议医务人员向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咨询以应对污名和创伤对危险性行为、性回避和性功能的潜在影响。
17.5 我们建议所有医务人员，若所提供的照护会影响性健康，则须向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相关信息，询问其期望，并评估其对可能出现的变化的理解程度。
17.6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就性传播感染的预防，向青少年和成年人提供咨询。
17.7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遵循当地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性传播感染（HIV/STI）筛查、预防和治疗的指南。
17.8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处理关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激素间潜在相互作用的疑虑。
声明 17.1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学习与其照护工作相关的性健康问题的知识和技能。
在处理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性健康问题时，医务人员应熟练使用常用术语（参见 第一章 术语使用，并请来访者解释医疗服务提供者所不熟悉的用语。在收集性经历以及提供本专业治疗时，医务人员还应重视使用性别肯定与性积极的方式（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2020; Tomson et al., 2021）。医务人员应该更重视 TGD 人士对自己身体部位所使用的称呼，而非传统上采用的医学术语（Wesp, 2016）。在谈论性行为时，建议关注身体部位（例如，“您与拥有阴茎的人发生性关系，还是与拥有阴道的人，或是和两种人均有？”；ACON, 2022）以及其在性行为中扮演的角色（例如，“在进行性行为时，您身体的任何部位是否会进入您的伴侣身体，如进入生殖器、肛门或口？”；ACON, 2022）。
声明 17.2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探讨性别肯定治疗对性功能、性愉悦和性满足感的影响。
为实现性别肯定照护，提供性别过渡相关医疗干预的医务人员必须充分了解该干预对性功能、性愉悦和性满足感的可能影响（T'Sjoen et al., 2020）。临床数据表明，TGD 人群在性愉悦的满意度得分明显低于顺性别人群，因此需要重视这些影响（Gieles et al., 2022）。如果医务人员无法提供关于治疗对性功能、性愉悦和性满足感有何影响的信息，则至少应将来访者转介给有能力提供这些信息的人员。如果治疗对性的相关影响未知，医务人员应如实告知患者。如前文所述，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的性观念常常与异性恋本位主义的看法有所不同。此外，大量文献（如 Bauer, 2018; Laube et al., 2020; Hamm & Nieder, 2021; Stephenson et al., 2017）强调了性存在具有光谱特征，即对于许多人而言，无论基于男性还是女性性存在的一般期望都无法与之匹配（即既不是顺性别者，也非跨性别者），多元性别人士（如非二元性别者、无性别者和性别酷儿）尤为如此。顺性别本位主义、异性恋本位主义和跨性别相关医疗干预措施均对性健康有重要影响，医务人员应仔细考虑这些因素。
有充分证据表明，性愉悦是改善性健康、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因素（Anderson, 2013）。除性功能外，提供性保健的医务人员还必须将性愉悦以及性满足感作为影响性健康的关键因素。性保健曾一直以疾病为重心，在 TGD 人群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更是如此。提供针对 HIV 和性传播感染的合格性保健非常必要，但重视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群的性愉悦也很有必要。我们呼吁应理解性愉悦是性行为的激励因素，并据此将性愉悦作为性传播感染预防教育和干预的焦点（Philpott et al., 2006）。TGD 人群关心其性愉悦，且特别需要对 TGD 医疗保健中涉及的性行为和生理结构功能的独特多样性有充分了解的医务人员。
声明 17.3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在情况适宜时，允许将其伴侣囊括进性相关照护中。
在情况适宜且与临床问题相关的情况下，将性伴侣和 / 或浪漫关系伴侣纳入性医疗保健决策可以促进 TGD 个体的性福祉，提高性满足感（Kleinplatz, 2012）。TGD 人士可能会选择一系列性别过渡的医疗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措施对于个体对解剖结构的烦躁影响不一（Bauer & Hammond, 2015）。当讨论医疗干预对性功能、快感和满意度的影响时，纳入伴侣参与其中可以增加对潜在变化的了解，并促进伴侣之间的沟通（Dierckx et al., 2019）。因为性别过渡往往不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将性伴侣或浪漫关系伴侣纳入与过渡相关的医疗保健中可以促进 “共同的性别过渡” 的过程（Lindley et al., 2020; Siboni et al., 2022; Theron & Collier, 2013），还可以支持个人和伴侣关系中性方面的成长与磨合。性功能和性愉悦方面的社会和精神障碍可能对整体性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障碍包括性别烦躁、污名化、性和伴侣关系上缺乏可效仿的模范以及技巧的缺乏（Kerckhof et al., 2019）。伴侣之间支持性的、性别肯定的性相关沟通会改善 TGD 人群的性满意度结果（Stephenson et al., 2017; Wierckx, Elaut et al., 2011）。
使性伴侣和 / 或浪漫关系伴侣参与讨论，有利于设定符合实际的期望，传播有用且准确的信息，并促进性别肯定的、积极的性健康相关沟通。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与性别健康和性别过渡相关的选择是要由来访者本人自己做出的，而不应当是伴侣的决定。只有在情况适宜且本人愿意的情况下，性医疗保健才应囊括其伴侣。禁忌状况包括涉及虐待和暴力的情况，在此类情况下本人的安全高于伴侣的参与。最后，医务人员应以肯定和包容的方式对待所有人，包括性伴侣和浪漫关系伴侣。例如，对于对来访者的伴侣的性别或性倾向以及来访者的关系结构可能存在的假设和潜在偏见，应当得到监测和处理
声明 17.4
我们建议医务人员向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咨询以应对污名和创伤对危险性行为、性回避和性功能的潜在影响。
TGD 社群普遍受到污名、歧视和暴力的不成比例的影响（de Vries et al., 2020;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2020; McLachlan, 2019）。这些经历本质上往往具有创伤性（Burnes et al., 2016; Mizock & Lewis, 2008），并对性健康、性功能和性愉悦造成障碍（Bauer & Hammond, 2015）。例如，对跨性别性存在的污名化叙事会加重其烦躁感和性耻感，导致其更可能避免性交流，而这是促进安全和性愉悦所需的（Stephenson et al., 2017）。研究表明，污名、性暴力史和身体意象问题会对性自尊和性自主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无法主张什么是愉快的，或者缺乏协商使用避孕套的能力（Clements-Nolle et al., 2008; Dharma et al., 2019）。此外，过去的创伤经历和持续的创伤相关症状会加剧性别烦躁（Giovanardi et al., 2018）。一些 TGD 人士很难使用其出生时所拥有的生殖器进行性行为，这些人可能会选择完全避免这种刺激，因而阻碍其性唤起和 / 或性高潮（Anzani et al., 2021; Bauer & Hammond, 2015; Iantaffi & Bockting, 2011），或者对性高潮持有复杂的感情（Chadwick et al., 2019）。提供性别肯定咨询和干预的医务人员必须对性倾向光谱与性别认同光谱（包括无性恋认同与行为）有所了解，以避免基于异性恋、顺性别、有性恋本位的性行为模式或性满足模式进行预设，同时也要肯定污名与创伤对性健康和性愉悦的潜在影响（Nieder, Güldenring et al., 2020）。特别是在急性创伤症状的情况下，有时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解离症状（Colizzi et al., 2015）。重要的是，医务人员要意识到上述情况对性健康、性功能、性愉悦与性满足感的潜在影响，这样就能根据需要将来访者转介给会充分考虑心理创伤状况的性咨询师和 / 或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这些人可能会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也会在 TGD 个体探索得到疗愈与性愉悦的多种途径时，使其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正常且正当的。
声明 17.5
我们建议所有医务人员，若所提供的照护会影响性健康，则须向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相关信息，询问其期望，并评估其对可能出现的变化的理解程度。
性别过渡相关照护对性功能、性愉悦和性满足感有利有弊（Holmberg et al., 2018; Kerckhof et al., 2019; Thurston & Allan, 2018; Tirapegui et al., 2020）。性别肯定照护可以帮助 TGD 人士改善其性功能，增加性愉悦和性满足感（Kloer et al., 2021; Özer et al., 2022; T'Sjoen et al., 2020）。然而，也有数据反映激素和手术治疗可能导致性健康问题（Holmberg et al., 2018; Kerckhof et al., 2019, Stephenson et al., 2017; Weyers et al., 2009）。性别过渡相关激素可能会影响情绪、性欲、勃起能力、射精能力以及生殖器组织健康，从而影响性功能、性快感和关于性的自我表达（Defreyne, Elaut et al., 2020; Garcia & Zaliznyak, 2020; Kerckhof et al., 2019; Klein & Gorzalka, 2009; Wierckx, Elaut et al., 2014）。对于希望使用出生时所拥有的生殖器解剖结构进行插入式性行为的 TGD 人士，能够解决激素治疗副作用的药物会有帮助，如使用雌激素或抗雄激素类药物的 TGD 人士可使用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而进行睾酮治疗而导致阴道萎缩或干燥情况的 TGD 人士可使用局部雌激素和 / 或润滑剂。
性欲、性唤起和性功能也可能受精神药品的影响（Montejo et al., 2015）。一些 TGD 人士服用药物以治疗抑郁（Heylens, Elaut et al., 2014）、焦虑（Millet et al., 2017）或其它心理健康问题（Dhejne et al., 2016），应考虑其对性健康的潜在副作用。
很多性别肯定手术会对性感觉、性欲、性唤起、性功能和性愉悦产生显著影响。这些变化可能对个体具有复杂影响（Holmberg et al., 2018）。例如，胸部手术（乳房缩小术、乳房切除术、隆胸术）和身体塑形手术，可以提供所期待的外形和外貌的变化，从而减少对性功能造成损害的心理困扰，但可能对性感觉产生不利影响（Bekeny et al., 2020; Claes et al., 2018; Rochlin et al., 2020）。特别是生殖器手术可能会对性功能和性愉悦造成负面影响，但也会使个体的身体与其性别更一致，帮助开辟获得性愉悦和性满足感的新途径，所以也可能是一种积极的体验（Hess et al., 2018; Holmberg et al., 2018; Kerckhof et al., 2019）。
现有的文献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 与手术前的解剖结构相比，手术可能会导致性刺激和 / 或体验的感觉减少、完全丧失或增加（Garcia, 2018; Sigurjónsson et al., 2017）。
- 某些手术方案可能会导致特定性功能受限，这种受限可能立即表现出来，在未来某时表现出来，或在两个时间点都表现出来。当考虑不同的手术方案时，个体在最终作出决定前应考虑这些因素（Frey et al., 2016; Garcia, 2018; Isaacson et al., 2017）。
- 手术后的并发症可能降低性功能的质量（如性行为中感到不适或疼痛）或阻碍进行满意的性行为，从而对性功能产生负面影响（Kerckhof et al., 2019; Schardein et al., 2019）。
一般来说，治疗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体期望的影响（Padilla et al., 2019）。此外，若个体在治疗前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则更有可能对治疗效果、得到的照护及医务人员感到不满意（Padilla et al., 2019）。因此应当重视向个体提供关于其治疗选项的充分信息，并应了解和考虑其看重治疗效果的哪些方面（Garcia, 202）。最后，医务人员应确保个体了解治疗对其性功能和性愉悦的潜在不利影响，以便让个体做出充分知情的明智决定。这对于遵守知情同意的标准（即讨论和理解）以及向个体（及在需要时向其伴侣）提供进一步说明的机会都很重要（Glaser et al., 2020）。
声明 17.6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就性传播感染的预防向青少年和成年人提供咨询。
世界卫生组织（WHO, 2015）建议医务人员在初级保健中对所有青少年和成人就性相关情况进行简短的沟通。因此，性活跃或打算进行性行为的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可能会从以预防 HIV/STI 为目的的性相关沟通或咨询中获益。这些对话特别重要，因为相比于顺性别者，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更易受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其它性传播感染（STI）的危害（Baral et al., 2013; Becasen et al., 2018; Poteat et al., 2016）。然而对于非 HIV 的性传播感染，如衣原体感染、淋病、梅毒、病毒性肝炎和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相关数据较少（Tomson et al., 2021）。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估计，跨性别女性感染 HIV 的可能性是其他成年人的 12 倍（UNAIDS, 2019）。一项荟萃分析研究估计，在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跨性别女性中，HIV 的全球合并流行率为 19%（Baral et al., 2013）。HIV/STI 感染风险集中在部分 TGD 子群，这些子群拥有生理、心理、人际关系和结构性的多重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特别是与顺性别男性发生性行为、属于少数族裔 / 民族群体、生活贫困或迫于生计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倾向跨性别者，其感染 HIV/STI 的风险较高（Becasen et al., 2018; Poteat et al., 2015; Poteat et al., 2016）。目前对跨性别男性和出生时指派为女性的多元性别人士 HIV/STI 风险的了解更少。在高收入国家的小型研究显示，男性倾向跨性别者中经实验室确认的 HIV 流行率为 0～4%（Becasen et al., 2018; Reisner & Murchison, 2016）。对于在 HIV 高流行国家的、与顺性别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倾向跨性别者，几乎没有相关研究。尽管流行病学数据有限，但与顺性别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倾向跨性别者经常报告与纳入性经阴道和 / 或肛门性交有关的 HIV/STI 风险（Golub et al., 2019; Reisner et al., 2019; Scheim et al., 2017），并且由于激素导致的阴道萎缩可能比绝经前的顺性别女性更容易因阴道性交感染 HIV。
医务人员需要学习提升与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讨论性健康问题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例如性别肯定语言的使用，以此作为一般性指南的补充（见本章声明 17.1）。医务人员要避免仅仅根据来访者的性别认同或解剖结构预设 HIV/STI 的风险，这至关重要。例如，许多跨性别者并不性活跃，且 TGD 人士可能使用假体或玩具进行性生活。为了提供适当的预防咨询，医务人员应询问 TGD 人士具体参与的性行为，以及性行为中使用的身体部位（或假体）（ACON, 2022）。有相关知识和能力的医务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也可以与其来访者深入探讨，解决感染 HIV/STI 的潜在因素（见本章声明 17.3）。
在所有情况下，医务人员都应该对 TGD 人士的集体和个人经历（如对跨性别人士性存在和性别烦躁的刻板印象与污名）保持敏感，应该向来访者解释为什么要询问性相关问题，并告知这些问题可自愿回答。在讨论 HIV/STI 预防时，医务人员应提及所有种类的预防方案，包括屏障法、暴露后预防、暴露前预防和防止后续传播的 HIV 治疗（WHO, 2021）。针对跨性别人士暴露前预防的考虑因素在声明 17.8 中详细说明。
声明 17.7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遵循当地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性传播感染（HIV/STI）筛查、预防和治疗的指南。
与顺性别人群一样，应根据现有的指南，基于个人 HIV/STI 感染风险，考虑其解剖特征和行为而非仅仅考虑性别认同，向跨性别和多元性别青少年和成人提供 HIV/STI 筛查。在没有地方或国家指南的情况下，世卫组织提供了全球性建议（WHO, 2019a）；作为受 HIV 影响的关键人群，建议对与顺性别男性发生性关系的跨性别者进行更频繁的筛查。
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近的指南所述，性别肯定生殖器手术本身和具体采用的手术技术会影响性传播感染风险和筛查需求（Workowski et al., 2021）。例如，对于实施阴茎翻转阴道成形术的女性倾向跨性别者，因为只用阴茎和阴囊皮肤作为阴道内壁，其尿道沙眼衣原体（C. trachomatis）和人淋球菌（N. gonorrhoeae）的感染风险可能较低。相比单独使用阴茎 / 阴囊皮肤，使用口腔粘膜、尿道粘膜或腹膜瓣的新手术技术理论上会增加细菌性 STI 的易感风险（Van Gerwen et al., 2021）。建议对所有曾接受阴道成形术的女性倾向跨性别者对新阴道（如有感染暴露风险）定期进行 STI 筛查（Workowski et al., 2021）。对于曾接受尿道延长的阴蒂释出术但未行阴道切除术的男性倾向跨性别者，细菌性泌尿生殖道 STI 检测应包括宫颈拭子检测，因为尿液中可能检测不到感染（Workowski et al., 2021）。
此外，对于医务人员而言，提供针对多个解剖部位的测试很重要，因为跨性别人士的性传播感染常在生殖器外（Hiransuthikul et al., 2019; Pitasi et al., 2019）。应遵从世卫组织的建议（WHO, 2020），允许个体自行采集样本以进行 STI 检测，特别是当个体由于性别烦躁或 / 和创伤经历而感到不适或不愿意由医疗保健提供者采集样本时。若适用，将 HIV/STI 检测与监测激素治疗的常规血清检测结合，有助于个体获得相关照护（Reisner, Radix et al., 2016; Scheim & Travers, 2017）。
声明 17.8
我们建议为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士提供照护的医务人员处理关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激素间潜在相互作用的疑虑。
对于高 HIV 感染风险的跨性别和多元性别青少年和成人（一般定义为处于 HIV 单阳伴侣关系中，或在与 HIV 阴性伴侣的单偶关系之外存在无套性行为；WHO, 2017），暴露前预防（PrEP）是重要的 HIV 预防方式（Golub et al., 2019; Sevelius et al., 2016; WHO, 2021）。为了促进 PrEP 的普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 2021 年建议所有性活跃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了解 PrEP，并在其需要时提供 PrEP（CDC, 2021）。对于 HIV 感染者的治疗，存在一些条件下针对跨性别者的指南（如 Panel on Antiretroviral Guidelines for Adults and Adolescents, 2019）。
对于 TGD 群体的 HIV 预防和治疗，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用量和给药方面存在特殊考虑因素。对于口服 PrEP，目前只建议跨性别和多元性别人群采用每天服用的方式，因为使用恩曲他滨 /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作为按需适用 PrEP 的有效性的研究仅限于顺性别男性（WHO, 2019c）。此外，虽然存在恩曲他滨 / 替诺福韦阿拉芬酰胺（TAF）这一新的口服 PrEP 选项，但由于缺乏证据，截至 2022 年初，不建议因经阴道性行为而存在 HIV 风险的人群使用（CDC, 2021）。最后，用于 PrEP 和 HIV 治疗的长效注射制剂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如用于 PrEP 的卡博特韦（cabotegravir）。虽然推荐所有可能从注射治疗中受益的人群使用，但其注射部位（即臀部肌肉）可能不适用曾进行软组织填充的人（Rael et al., 2020）。
几乎没有证据支持性别肯定激素会与 PrEP 药物发生药物相互作用。一些自我报告为主的小型 PrEP 使用研究显示，尽管浓度仍在保护范围内，接受激素治疗的跨性别女性的 PrEP 药物浓度降低（Yager & Anderson, 2020）。后续一项 PrEP 直接观察治疗（directly-observed treatment）的研究未发现激素治疗对跨性别女性 PrEP 药物浓度的影响，且发现进行激素治疗的跨性别女性和男性实现了对 HIV 感染的高度保护（Grant et al., 2020）。最重要的是，许多 TGD 人士都并未发现 PrEP 对激素浓度的影响。关于 HIV 治疗，特定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可能会影响激素浓度；但如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指南（Panel on Antiretroviral Guidelines for Adults and Adolescents, 2019）所述，可以通过选择替代药物和 / 或监测及调整激素剂量来处理这些问题（Cirrincione et al., 2020）。然而，对药物间相互作用的担忧，特别是一些药物间相互作用可能降低激素浓度的担忧，对于为预防或治疗 HIV 实施和坚持抗逆转录病毒疗法造成了阻碍（Radix et al., 2020; Sevelius et al., 2016）。因此，医务人员最好积极解决可能进行 PrEP 或 HIV 治疗的人的此类疑虑。将 PrEP 或 HIV 治疗与激素治疗结合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实施和坚持治疗的障碍（Reisner, Radix et al., 2016）。如果初级保健提供者不具备结合二者的必要专业知识，可以通过与 HIV 专科医生合用同一处所执业或与之协调实现。一些 TGD 人士可能会受益于独立的 PrEP 或性健康服务，这些服务提供更多的隐私和灵活性，因此需要差异化的服务模式（Wilson et al., 2021）。